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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路遥的两次“撞车”

 

/乔盛

 

    2009年是作家路遥诞生60岁生日,也是路遥去逝17年之际。17年来,我始终没有写一个字的怀念路遥的文字。心里很有些难过。现特写此文,以表怀念他,悼念他。路遥原名王卫国,比我大7岁,是我的陕北同乡清涧人。文化革命期间,已是延安学生领袖的路遥,因各方面优秀出众,被结合进当时的延川县县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也就是副县长。后又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在《延河》杂志当编辑,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路遥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也是一位文学艺术细胞很浓厚的作家。在当代作家中,像西部的作家,年轻时代怀有远大政治情思、充满忧国忧民意识的人数不胜数。路遥的人生职业与经历,当作家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而是做了一个特定年代的“副县长”。一个陕北农村的中学生,20岁出头就当了“革命委员会”的“副县长”,并非全是“造反”的机遇。路遥早期的作品《惊醒动魄的一幕》、《人生》,以及他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忧思贫民百姓的思想情感。

 

    我知道路遥的名字,不是因路遥已经有了《人生》出名之后,而是在他的小说《人生》出版之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一家出版社同时收到来自陕西两位青年的长篇小说稿。年纪大一点儿的青年叫路遥,小说书名叫《人生》;年龄小一点儿的青年叫乔盛,即我本人,小说书名叫《生活》。《人生》解述了陕北农村青年高加林几经磨难进城当了县委通讯干事与农村姑娘刘巧珍的爱情故事,《生活》则记叙了同样的陕北农村青年李田林进城后做了县广播站记者与一位城里姑娘的爱情故事。《人生》篇幅较短,仅有十几万字,《生活》洋洋洒洒40多万字;《人生》故事生动,文笔清秀,艺术感染力强,而《生活》虽然故事情节感人,因语言艺术和人物形象立不起来,最终让编辑遗憾而放弃。小说《人生》的出版和紧接着电影《人生》的搬上银幕,使路遥名扬天下,成为文艺复兴春天的文坛新秀。《生活》由此一放近30年,直至今年夏季我才修改为《红春》。那个时候,我在故乡神木县广播站当小记者,有点儿像高加林和李田林的命运写照。我真正认识路遥,是从看了电影《人生》开始的。高加林的艺术形象是成功的,李田林的艺术形象在那个时代再要献给读者和观众,实际上在文学题材上是一种重复。这是我与路遥在写作上的第一次“撞车”,也是《生活》一直没有修改出版的原因之一。

 

    记得是1984年的春天,我写了一篇不到1000字的散文《牛粪赞》,寄给在《延河》杂志做编辑的路遥,请他提出意见。路遥收到看了后,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认为此稿适宜报纸副刊发表。他还告诉我,他推荐给一家报纸的副刊。但这家报纸始终没有刊登此文,可能编辑觉得《牛粪赞》一文确实不够“牛”,也没给已是名气很大的路遥留面子。不过,我是很感激路遥的。从那时起,我心里暗暗下决心,要向路遥等作家学习,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路遥的名字富有诗意和人生哲理。卫国改为路遥,自有改名者的用意心境。路遥包含了一个人奋斗的全部人生经历和行进的每一段脚踪滚动的数据记录,也是人们追求信仰的一种最高顶峰和航标。在那些年月,作为陕北文学青年路遥的成名成功,绝不仅仅是代表了他一个人的自豪和荣耀,在他的后面还排有一大队的文学青年、文化青年、高考青年、农村青年……他们都在分享着路遥的出名与成果。我那时候,就陕西文学界而言,十分崇拜杜鹏程、胡采、李若冰、王汶石等老作家。特别是对正在崛起的中青年作家陈忠石、路遥、贾平凹、和谷等十分敬佩。有一次,我与几位同乡文友相聚喝酒,几杯落肚后,才气与狂劲涌了上来。我大声呼喊发誓:在文学事业上,一定要奋斗“赶路遥,踏平凹”。我把这作为一个文学事业的追求目标。尽管文字和语气上多少有一些损二位文坛长兄的名字,但至少表达了我对他们的敬重之赤诚之心。是有些好笑和幼稚。路遥是不会以我个人的能力和众多人的努力赶上或超过的,至于贾平凹先生,那学识渊博的神秘文坛“深凹”,恐怕不是别人能用双脚“踏平”、“碾平”的。

 

    不过,“赶路遥,踏平凹”这一句“醉话”,到底还是有一种奇特的诱惑力,一直刺激和鼓动着我的文学神经,不管本职工作再怎么忙碌,30年来,我始终没有失去对文学的炽恋和钟情。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西安一家报社工作期间的两年内,与路遥接触和相处的日子多了。有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去路遥家。去之前路遥在电话里说,他家门口的小巷旁,是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当年发动“西安事变”的旧址,目前正在维修,道路不好找,他到建国路接我。我到建国路省作协大门口时,他已在等候我。我们绕着小巷往他住的房子走着,维修发动“西安事变”遗址的几个民工,用锹把水泥、白灰、沙子搅的像烟雾滚动一样,刺得我们连眼睛都张不开来。路遥急了,亮开他的大嗓门,开玩笑似地大声喊:“你们在放原子弹?也搞‘西安事变’?”他边在喊着,边几乎与我同时大声咳嗽着穿过水泥、石灰、沙子扬起的烟雾。

 

    到他家后,他谈到了他正在写作的《平凡的世界》,说他刚从铜川回来,已经完成了多一半文字,写太艰苦,苦到心窝里了,苦到肺眼里了。他好像还在念念不忘领我进家时遭遇“原子弹”袭击的事件。他说现在写的这本书,对于他而言,比制造一颗原子弹还要艰难十倍,不知道他是否能“制造”出来,是否自己能看到“试验”成功。我问他,是否可以在报纸上先发一个消息,预告读者。他笑着说等全部书稿写完后再放“原子弹”。几年后,《平凡的世界》出版,引起广大读者的反响和好评,并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矛盾文学奖。其实,就在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日子里,我根据自己70年代末写的长篇小说《里程碑》草稿,正在扩展构想一部宏大的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当我看到了《平凡的世界》,又犹豫停下了笔。我心里很清楚,作为陕北文化同脉系的一代人,要在同样的时代生活背景下写出达到或超过《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作品,是很难成功的。但是,我又不甘心失败,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写作,于199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黄黑谣》第一部。路遥在中国文坛上投了一枚“原子弹”,花费了他几乎全部的生命光热,以至他活到生命只有42岁时就告别了他热爱的世界。对于他的死,我很悲痛,也很害怕。悲痛是我失去了一位文学界的长兄,害怕是有一天自己也因制造“文学原子弹”而中途停止生命,留下无限悲叹和未了心愿。大概是受路遥英年早逝的影响,我迟迟没有动手写《黄黑谣》的后续主体部分。一直到了2007年,我才断断续续、写写停停、花费了长达20多年的时间,在《里程碑》、《黄黑谣》的基础上,完成出版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黄沙窝》。此书出版后,评论界和一些读者认为是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之后,当代文坛上的又一部力作,甚至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我知道,这是一些朋友安慰我,鼓励我,让我多活些年月,不要像路遥那样累的过早死去。我个人认为,《里程碑》《黄黑谣》《黄沙窝》所反映的生活和揭示的主题、甚至一些人物命运,在某些方面还没有与《平凡的世界》避开“轨道”,或多或少有“撞车”之处。这与路遥无关,责任在于我的文学驾驶技术与能力。

 

    在文学、人才学、经济学、新闻学等四条“事业线”上,我一直谋求能够全面发展或在某一领域有所作为,却总是不能如愿。有时候,望着政界、商界、学术界的一扇扇的神秘大门,我不免发出几声感慨:操纵权力杠杆游戏、敲打市场竞争软盘,或许要比编排文字工程演练要省力一些,活得轻松,可能否给今人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和死后成为爱民的典范,那就很难说准了。

 

    文人与官人,是两路子人。有时,又是一伙子人。或原是官人,后改为文人;或曾是文人,后又做官人。各人有各人的发展规迹,各人有各人的前行志向。路遥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先前的和后来的,好多人可能都一样,从政为官,舞文弄墨,经商博奕,打打杀杀,循守一个轮回,生时争名夺利,吵吵闹闹;死后恩恩怨怨,情仇权利,全部抛弃,一走了之。路遥是悟彻人世的,开幕戏是“人生”,谢幕剧是“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其路途之遥之距,以及形成的标竿与旗帜般的楷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文旦墨客是很难赶超达到的。

 

    路遥,我的好长兄,一个20多岁时做过“副县长”的作家,比陕北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只多活了3年。实在是可惜。已经年过半百的我,已不敢耍酒风了,狂言“赶超”路遥,因为我怕再“撞车”,不想死,要活着,除了要写书,上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7-12-28 14:34:06  【打印此页】  【关闭